(林瑞珠／口述 林小宇 林硕／撰文)
故事主人公小传：
林瑞珠，女，日本归侨，现年82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建霞浦县小学。
孙女从小就一直和我在一起，她大学毕业留在福州，我也从霞浦搬到福州和她住在一起。不久前，我从电视直播的文艺晚会中看到孙女在演奏小提琴，舞台上绚丽的灯光把她照得格外美丽，忽然感到这便是她的幸福，她的幸福不仅是那些斑斓的舞台，安逸和甜美的生活，更在于她没有我那蹉跎的岁月，没有我那道不尽、说不完的故事……
父亲支持孙中山，并成为同盟会成员
我出生在日本东京，但幼时生活在日本仙台——那年母亲到东京看病，意外早产，我比预产期早1个月就出生，当时母亲已生了4个女儿，来看望母亲的熟人就提出要收养我，可父亲不同意，尽管家里已经很多女孩，但他看到我瘦小的身躯十分可怜，不忍心让我这个已经不幸的女孩再遭受不幸，于是他对熟人说，别看她是个女孩，说不定值得一座大房。
父亲是福建福清东瀚人，早年因家境贫寒东渡到日本，开始跟着别人做小买卖，驮着布匹到农村叫卖，后来有了点钱就挑着担子卖面条，他做的面条很好吃，不仅中国人爱吃，连当地的日本人都爱吃，这让他看到了商机，于是，他将母亲接到日本，准备好好的大干一场。
父亲将卖面条的担子改成了小推车，并且发展到50多辆，随后又在仙台买下了一幢三层的楼房办起了大菜馆，起名为“四海楼”，由于他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仙台地区联络员，“四海楼”就成了同盟会活动的地方。辛亥革命爆发后，仙台成立了旅日华侨同志会，父亲被推选为委员，主要任务就是为同盟会募集资金，革命成功后，国民政府聘他为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但他无心于政坛发展，还是专心做他的买卖。
其实，从辛亥革命成功后，父亲就一直郁郁寡欢。开始是袁世凯篡权，后来是蒋介石叛变革命，接着是日本侵占自己的祖国，最后父亲无心呆在日本，带着全家人拎着简单的行李回到了老家福清，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挽留他在南京领俸禄，也被他一口拒绝了，因为他的“去”意已定，连他心爱的“四海楼”都舍弃，更不想要什么俸禄，只想回乡当农民。
回乡后，家里陷入房产之争
父亲以为回到家乡就可以“眼不见，心不烦”，没想到，却又遇到了很多麻烦，最让他难过的是我的亲叔叔因房屋的事情与父亲争执到了法院。
早年，父亲经常将生意挣来的部分钱寄回家，让这个叔叔帮助盖房子，叔叔按照父亲的旨意盖起了有两进大厅的院房，可全家回到家乡后，叔叔却提出让父亲意想不到的要求，说那房子不是我们的，要我们将房子退还给他。父亲知道这是一个很无理的要求，但为了不让此事外传，保全家族的面子，答应将房子的一半给叔叔，没想到，叔叔不理会父亲的好意，坚持要所有的产权。无奈之下，父亲只能应诉到法庭。
叔叔争夺房产是有备而来，所以在公堂上，父亲一直很被动，更没想到的是，这场官司一打就是3年。眼看自己最后的一份财产就要付之东流时，有一个人突然站出来帮助，事情很快就出现了大逆转，法院最终判定房屋归父亲所有。
此事到了这里，父亲按道理应该高兴才是，但随之而来的事还是让父亲又陷入了新的烦恼中。
尽管事情的原本就是法院判决的结果，但没有这个人的帮助，结果肯定相反，父亲在这件事上觉得欠这个人一个很大的人情，没想到这个人想要的不是别的，而是想让我嫁给他的弟弟。
这个帮助父亲的人是当时福清县长的秘书，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秀才，他出来帮忙最初的本意可能是想主持公道，可事情结束后，他也想就此为他的弟弟做这个媒。
对于这个要求，全家人都没有思想准备，尽管父亲拒绝了他的要求，但父亲清楚知道这个人情不能不还，但怎么还，他没一点儿头绪。
嫁了一个等我7年的人
父母当时以我还小、我上面的姐姐还未出嫁为由拒绝了提亲的要求，尽管当时我只有15岁，对于那个想娶我的人，我也不喜欢。
我们一家人都认得这个人，他当时是县保安队的分队长，由于部队没有营房，就借住在我们家，大家住在一起，难免会打照面，但对这个保安队长没有特别的印象，只是觉得他这个人还不错，不会欺诈老百姓。
不久后，这位曾帮助我家的县长秘书调走了，他的弟弟随后也离开了福清县，全家人都以为提亲的事可以了断，没想到，这位保安队长逢年过节还会登门道安，这让父母觉得很过意不去，更觉得这个人情不还会寝食难安。
这样的日子一晃过了7年，终于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你就嫁给他吧！
母亲还说，一个能等你7年的人，应该会对你好吧。
婚后，我随他到了厦门。当时他在厦门为税务局送税票，由于要做这个工作的人很多，最后他的位子被别人占去了。无奈之下，我只能跟他回到霞浦，没想到，霞浦的大哥却没有二哥那样好，在大嫂的鼓噪下，大哥提出分家，分到我们的只有一间破瓦房和一口没有盖的锅。
接下的日子，我们靠变卖我的嫁妆来过日子，最后连我小时候吹的口琴都卖掉，在那一刻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我在期盼这个苦难的日子尽快过去。
新中国的成立，让我走出困境
丈夫出生在破落的书香门第，本身就不太会做体力活儿，加上在福清抵抗日本人时，不幸大腿受伤，连行走都很困难，所以家里的事全部要我做。而为了生计，我一面要带着两个孩子，一面要到处找事做，在家里还要养猪养鸭，那时我以为这辈子就要为每天三顿饭在拼命，甚至觉得生活已经没有出路了，尽管有着很多沮丧的想法，但从没有后悔父母为我安排的这门婚事，只埋怨自己命苦。
直到中国解放，霞浦县来了很多的工作队，那时我不知道“解放”是什么意思，觉得与自己毫无关系，直到有一天，县里公开招收公办教师，只要有小学毕业水平的都可以成为国家教师，而且这个国家教师的收入不错，是我找零活收入的好几倍，于是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丈夫，想让他高兴一下，没想到，他居然不仅不高兴，还极力反对我去当教师，原来，他担心我当了教师后会与他离婚。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自由婚姻，反对封建的父母包办婚姻，当时任何人只要说明自己的婚姻是属于封建婚姻，政府都同意其离婚。丈夫很清楚我们之间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一旦我与他离婚，他就等于没有活路。
为了阻止我当老师，他提出两个孩子要我带着走，但这并没有难倒我，在我报名时，我背后背着一个孩子，前面抱着一个。负责招收的工作人员问我，带着孩子以后怎么工作，我坚定地说，我会将孩子寄到别人家里，绝对不会影响教学工作。也许我那种渴望工作的样子感动了他们，他们同意招收我为人民教师。
丈夫在我的工作快乐感染下走上教坛
那时的教师工作量很大，除了体育课和图画课外，所有的课都要上，每天早上5点多就要开会学习，6点多带学生早读，早饭后就一直上课到傍晚，晚上还要改作业和备课，等这些都结束后，我才能去农民家里把孩子接回来，有时实在太忙了，只能让孩子留在他们家里，幸好这些农民都很好，他们对老师一向都很尊重，他们为我带孩子，解决了我最大的后顾之忧，到现在我从心里还一直感激他们。
从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有一股使不完的干劲，虽然开始是为了生活，为了让丈夫看自己能挑起这个担子，到了后来，从心里爱上了这个职业，在教书育人中品尝到人生的快乐，特别是学生们对老师的尊重，更让我觉得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对有困难的学生要伸出援助之手，要把他们当作自己孩子来对待，用爱心来呵护这些正在成长的人，让他们懂得什么是爱，懂得去爱别人。
由于我的努力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赞许，每年我都得到表彰，家里的各种各样的奖状贴满了墙壁，这不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也使得丈夫在事实面前承认了我的成功，终于有一天，他也走出家门，报名参加了民办教师的培训，当他第一次领到工资时，高兴得合不上嘴，从他的笑容里，我知道这是新的人生的开始。在此之前，他一直颓废地对待生活，觉得自己没有本事，不仅是家庭的包袱，也是社会的累赘。
丈夫从第一个月的工资中拿出了5元钱给我，看到这钱，一阵酸楚又让我流泪，我不知是感慨自己的命运，还是感慨一生中的不幸和万幸。
……
现在看到年轻人能自由的选择爱人，能有稳定的生活，能有广阔的创业道路，我就为他们高兴，这也许就是社会的进步，它像一阵阵和煦的微风，轻轻吹散我心上的阴霾，让我淡忘过去，看到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