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詹长法的办公室，明净的窗台上挂着的中国和意大利国旗格外醒目。这位在意大利留学8年的海归，现在正担任中意合作建立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文物保护与修复培训中心主任。
采访中，詹长法丰富的经历和复杂的心境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学化学出身，却是中国第一个获得意大利总统授予的“仁惠之星骑士勋章”的文物保护专家；他曾在公安局和军工企业干得有声有色，最后却投身于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对于个人曾经遭遇的困境和坎坷，这个北方汉子用爽朗的笑声展现了他的豁达和乐观，而谈到他倾注心血的文物保护事业，他的忧虑之情又溢于言表；在意大利，他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天地，可是他的孩子却从来没有随他出过国。他说：“因为我没有想过要留在国外。”
“非科班出身”却成独特优势
1978年，当时就读于兰州大学化学系的詹长法“不务正业”，迷上了文物保护。一有时间，他就和好友讨论敦煌壁画、秦兵马俑，到处寻找机会拜访、请教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从那时候开始，文物保护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渐渐发芽。
毕业后，詹长法按部就班地先后在兰州市公安局和洛阳的一个军工企业工作，发表过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参加过国际学术会议，工作干得有声有色。“但是，对文物保护的兴趣始终埋藏在我的心底，只是没有机会释放出来。”詹长法这样回忆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詹长法认识了洛阳文物局局长。当时洛阳要建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正好缺少学自然科学的人才，詹长法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洛阳文物局的邀请。于是，在经过几年的辗转后，詹长法最终还是遂了自己内心最初的梦想，投入到他所钟爱的文物保护与修复事业中。
在洛阳文物局，詹长法曾经负责接待过来自意大利的文物保护专家团，意大利人运用多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手段修复和保护文物的技术深深地触动了詹长法，他感慨地说：“他们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看到自己在专业上的不足，也坚定了自己要出国进修的决心。”1988年，通过国家公派留学的机会，詹长法顺利进入罗马中央修复研究所学习。
在意大利，詹长法把自然科学专业的优势与文物修复与保护结合起来，学习和研究很快就得心应手，赢得了教授们的好评。通过8年的进修，詹长法也从一个非科班人员成长为了一个视野开阔、专业技能扎实的文物保护专家。
詹长法不仅毫不讳言自己是文物保护非科班出身，正好相反，他从心底庆幸自己非科班的经历：自然科学的专业背景成为了他在文物保护方面的独特优势。多年后的今天，他回顾说：“文物保护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我们不仅仅需要考古、历史等专业的人才，同样也需要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的人才。”
“我一定要带着项目回来”
在长达8年的留学期间，詹长法随着意大利文物保护方面的代表团多次回国访问，但是他的孩子竟然一次都没有随他出过国。这在常人看来，难以理解。没有什么豪言壮语的他淡淡地说：“孩子将来有机会可以自己出国留学，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留在国外。我是国家公派出去的，学成之后，一定要回来为国家做点事情。”
经过多次在中意两国间往返奔波，詹长法注意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国内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国家和社会开始呼吁要加强文物修复和保护。在他看来，回国的时机快到了。
“但是，我一定要带一个项目回来。”詹长法说。当时他看到一些留学生回国后，由于缺少必要的实验条件，无法展开研究。他认为带着项目和资金回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问题。他解释说：“只有把项目、资金和设备都带回去，把实验条件建立起来，我在意大利学到的东西才能真正应用于实际。”
功夫不负苦心人。1995年，詹长法终于争取到了机会。经过不懈努力，他带着与意大利政府合作的“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项目，回到了西安。经过3年的筹办，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从无形变成有形，期间开展了一系列的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并且培养了一批人才。他自豪地说：“现在中国文物保护和修复的中坚力量很多都是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
接着，在国际合作方面尝到“甜头”的詹长法趁热打铁，陆续牵头完成了四川乐山大佛修复工程、三星堆博物馆建设、重庆博物馆修复中心建设、重庆湖广会馆建筑群维修等中意两国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合作项目。
2004年，詹长法在中国文物研究院建立了中意合作文物保护修复培训中心。从此，他又开始了培养中国自己的文物保护修复人才的漫漫长路。
由于他在中国文物保护方面的卓越贡献，2005年詹长法获得了意大利总统授予的“仁惠之星骑士勋章”。这是中国文物保护领域的专家首次获得这一荣誉。他在中国和意大利文物保护之间搭桥引线的作用也使他赢得了“中国文物特使”的美誉。
谈到这些成绩，这位身体不太好、刚刚出院不久的专家并没有沾沾自喜，他说：“这只是我应该做的，只要身体允许，我还会一直做下去。”
“中国文物保护形势严峻”
当谈到中国文物保护的现状和形势时，性情开朗的詹长法开始陷入了沉思，他忧心忡忡地说：“无论在保护理念、法制建设、人才培养、还是在行业政策制定上，我们面临的形势都是相当严峻的。”熟知意大利和中国文物保护现状的他看到了两者间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让他感受到了重重压力。
他直言：“这些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在国民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中应该扮演角色的认识上，我们还做得不够好；在科学保护文物的理念上，我们也比较滞后。”
“意大利的文物保护法1931年就开始制定，而我国真正开始有文物保护法是在1982年，而且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也有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道。言谈中，詹长法流露出的对于健全文物保护法制建设的心情非常急切，“国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文化遗产遭受破坏的问题。但后来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我们为什么不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呢？”
这几年，詹长法把他很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文物保护修复人才的培养方面，他说：“这是我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可是谁又知道，隐藏在“喜欢”背后的其实正是他的忧虑和无奈。他曾做过调研，结果显示：意大利拿到文物修复师资格的有3万多人，而中国只有400人，真正能动手做的可能只有200人左右。他说：“在人才队伍方面，我们和人家的差距真是相当大的。”
近年来，国家在考古发掘上花费了大量的财力，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詹长法认为，考古发掘仅仅是文物保护的一个开端。“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行业规范，比如修一件青铜器的预算，有人说是10块钱就可以了，有人说要1万块。这说明我们还缺乏必要的行业规范。”
“文物保护要加强国际合作”
“和国外有差距是事实，但是我们也在逐步地追赶。”在谈到中国文物保护的发展前景时，詹长法积极乐观的一面又展现出来了。
让詹长法感到欣慰的是，国家对文物保护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大。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他主管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与修复培训中心已经培养了两期学员，意大利和中国两国政府对取得的成果都相当满意。
接下来，詹长法马上要启程到意大利去谈第三期的合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将和北京大学、罗马第三大学签订三方联合培养协议，由意方资助共同培养100名高级人才，包括80名硕士和20名博士。“但是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培养人员的规模和受益面是有限的。我们以前的主体教师队伍是意大利人，建立自己的教师队伍是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只要培养了自己的人才队伍，使人才素质和水平与国际接轨，整体差距就会不断缩小。”他信心十足地表示。
作为一个文物保护方面的海归专家和国际合作的实践者，詹长法建议中国文物保护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他说：“中国需要多与国际社会交流对话，而不是闷着头自己做。我们要多学科、多领域、多国别地开展文物保护。从近一二十年来的经验来看，国际合作对中国文物保护之路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应该进一步地展开。”
开展国际合作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大量派遣留学生，并有意识地选派学科带头人到国外一流的研究机构进修。他说：“在这个过程中，国外能逐步加深对中国文明的了解。反过来也对规范国内的文物保护起到推动作用。” (王晖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