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50年代，帝国主义封锁侨汇，不允许华侨寄钱回来。当时，美国还专门制定了条例：严禁华侨寄钱回大陆，凡是寄钱者便以违犯法规处置，要判刑入狱。其他东南亚国家，因为美国的压力，对华侨寄钱回大陆，也采取了种种限制。然而，任何限制都割不断海外华侨与大陆亲人的亲情，为了家乡妻儿老小，华侨便想办法，托当地钱庄把钱款转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到国内亲人手中。可是，让他们不能理解、备觉心痛的是：亲人宁可饿饭，也不敢去取这些钱，为什么？原来，乡干部说：收取侨汇，就是接受剥削，是与资产阶级划不清界限。

　　后来，这些情况陆续反映到了当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廖承志处。廖承志很清楚发生此现象的原因：这是均贫富的意识在作怪。美国封锁我们，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的干部把来自国外的一切都视为洪水猛兽，都当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结果自己封闭自己，把海外侨胞推给敌人。这样，受损的不光是广大侨眷的利益，更主要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华侨为养家，每年寄来1亿美元的外汇，这实际上是在为国家增加外汇收入啊！从不顾虑别人说三道四的廖承志，亲自召集会议，把外交、外贸、统战、侨务及各省的有关部门领导请来，向大伙介绍不熟悉的华侨情况。他还不断把华侨反映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写报告。一有机会，他便请周恩来总理接见华侨代表，让总理亲自听到真实的情况。

　　一向办事耐心的周总理也沉不住气了，他把廖承志、侨委的其他领导和政策研究室的人员一起找去，非常生气地问：“怎么下面还在争论华侨寄钱回来，接受侨汇是不是剥削，是不是合法的问题？这是多么幼稚的问题！你们不会告诉这些人：假如你们认为这是剥削，不允许侨眷收侨汇，那就让你们发钱给他们好了，发钱给他们吃饭，发钱给他们穿衣，行不行？”“几百万侨眷，你们将从哪里出这份钱！反正我周恩来这里拿不出这个钱的！这些人真是幼稚得很！为什么华侨寄钱回来就不行呢？为什么你们亲属在农村，你们寄些钱给亲属，赡养亲属都可以，为什么华侨寄钱赡养自己的家属就不允许呢？这是什么道理呢？！”

　　廖承志知道周恩来十分清楚问题的症结：在当时的许多干部中，对外部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都看得漆黑一团，华侨寄美元，就是寄资本主义糖衣炮弹，华侨在许多贫下中农出身的干部眼里，是与资产阶级划等号，是入另册的。

　　讨论到最后，周恩来总理总结说：“已经发过很多通知了，也下达过很多内部指示，都不解决问题，我看，还是用我的名义，发一个保护侨汇的命令，不是可执行可不执行，而是命令，必须执行。”于是，一张“保护侨汇命令”在广东福建侨乡广为张贴，命令的最后署名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命令中明文规定：华侨接受侨汇是合理合法的，是利国利民的。他们对自己的合法收入，具有所有权，可以用于自己的生活家用，也可以用于家庭的婚丧嫁娶，至于是否存款，完全根据华侨自愿。

　　周总理签署的命令，使华侨有据可依，侨汇问题才逐渐合法化。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全国实行统购统销，粮油副食品都是计划供应，侨眷收到海外亲人寄来的钱，也买不到东西。于是华侨纷纷往家寄饼干，寄罐头，寄黄油，增加了许多运输邮递的负担，侨汇明显地降下来了。

　　侨委陪同华侨归国观光团代表活动，听到不少意见和建议：现在国内为争取外汇搞国家建设，每年还要出口牛肉、猪肉、大米等副食品，我们想方设法带回来的也是外汇嘛，为什么不能照顾一下我们的家眷，让他们买一些呢？

　　侨委研究政策的工作人员觉得有道理，提出了一个方案：侨眷可以根据所持侨汇的多少，发给侨汇证，根据侨汇证上记录的数量，供给他一定数量的粮、油、糖等属于统购统销的物资。

　　这个意见刚拿到桌上，侨委内部就通不过。反对的理由很简单：这个方案是反对统购统销！你的屁股坐到哪里去了？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你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帽子如冰雹劈头盖脑，而且一顶比一顶吓人。

　　所以，这个方案便被压下来了。

　　偏偏起草方案的女同志是个责任心极强的人。她认为这个方案没错，便找廖承志反映了此问题的意见和争论。廖承志静静地抽着烟，听得很专心，很仔细。他觉得既合理合法，又方便可行，便大笔一挥，批了“同意”二字，上送周总理。

　　很快，周总理同意，批给财经委主任李先念。

　　李先念组织人力，专门审定和充实了这个方案，不久，便成文下发执行了。

　　当海外华侨从报上看到一篇香港记者的报道，知道自己国内亲友能凭侨汇券买到国内紧俏副食品和纺织品时，真是意外之极，感动之极。侨汇很快又开始回升了。(摘自《廖承志传》，铁竹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