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8年8月5日

　　地点：世界知识出版社

　　主持人：沈国放

　　嘉宾：魏 苇 刘民强 张历历 周 庆 杨志明 万 霞 陈雄风

    沈国放

　　中国政府对中国企业和人员面临的海外安全风险和领事保护问题越来越重视，机制逐步健全，措施也很到位，“以人为本”在中国外交政策中已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尽管如此，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涉中国公民领事保护案件还会增加。首先是恐怖主义袭击已经成为人类在本世纪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其次，我们有些公司对风险评估和防范工作抓得不到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第三，我们公民在境外普遍持现金，不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自我保护意识差，这也是导致案件增多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难以预测的因素。今天请各位谈谈自己所在单位在国外的一些领事保护或者安全方面的问题、处理的经过和经验、以及今后如何进一步完善这方面的工作。

　　传统和非传统：两种类型的风险

　　魏 苇(外交部领事司司长)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海外安全的基本形势。

　　目前，我国出国的人数每年净增长500万到600万人次。2007年，我国出境人数是4093万人次，比2006年增长了18.6%。近几年基本每年都是两位数的增长率。今年预计全年出境人数将达到5000万人次。

　　从领事保护的角度来讲，“走出去”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领事保护的对象，所以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我们的海外安全主要面临着两个类型的风险。一是传统的风险——战乱、政局动荡、社会治安、事故、还有自然灾害，二是非传统的风险——包括利益冲突、恐怖袭击、绑架等。近年来，我们所面临的非传统的安全因素越来越突出，风险也越来越大。

　　具体来讲，我们在海外面临几种比较突出的安全风险：

　　第一类是地区热点问题。主要发生在一些亚非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南亚、中东的一些国家，当地的战乱会波及我们的人员安全。这些国家局势不稳，战乱、爆炸、枪击等事件频发。一些国家长期存在反政府武装，当地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谈判结果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企业是否能继续生存。

　　第二类是恐怖袭击。近几年，恐怖袭击对我们海外工作人员的威胁越来越大。以2007年为例，当年发生了18起针对我们的绑架案。主要是在非洲、南亚和中东地区。性质却各有不同：有的纯粹是政治，有的就是要钱，还有的是敲诈勒索，不属于部族或者派别之间的绑架，而是中国人之间的绑票。

　　第三类是社会治安带来的安全风险。如刚才提到的非洲、南亚和中东的一些国家，社会治安随着经济恶化而恶化。我们的公司被抢、被伤害的非常多。在有些国家，一般的中资公司都被抢过，有的公司甚至被抢过两次以上。南非，特别是约翰内斯堡地区，是高发案区，也是我们华人最集中的地方。还有尼日利亚的南部地区，巴基斯坦的卡拉奇，都是风险非常高的地区。即使在澳大利亚这样发达的国家，也发生过一些非常严重的刑事案件。去年，我们的一个女留学生，在深夜下班回家的路上被跟踪杀害。今年另一位中国公民被当地七名青年抢劫围殴，最后丧生。另外，在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和东欧地区，“光头党”非常猖獗，我们在该地区的人员，经常受到袭击。

　　第四类是我们企业的中方人员跟当地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导致人身伤害。如有一家在拉美的企业，当地雇员认为工资待遇太低而罢工，与我们厂方发生了比较强烈的对立。今年在东非某国的援建项目，也开始产生劳务纠纷。一家在东南亚投资的企业最近受到当地2000多人的围攻，九人受伤。在中亚某国，我们路桥公司的员工，在外出期间也遭到当地民众的围殴。

　　第五类就是一些国家的执法部门自身有问题，比较腐败。在东欧、非洲一些国家的海关、移民局等部门贪腐现象较多，对我们的一些企业和人员递交的居留、营业执照、报关申请等重视不够，把正常渠道堵死，人为设置了障碍，逼迫他们走非正常渠道，甚至对他们进行敲诈。

　　最后就是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等。包括最近缅甸的热带风暴、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2005年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等，都使我们在那里的中资公司和人员受到很大影响。

　　一半事件由中方人员的不当行为引起

　　魏 苇

　　我们的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有哪些？

　　一是我们企业和人员由于法制意识不强，对依法办事重视不够而产生的非法务工经商(如持旅游签证工作)、虚假报关、偷漏税或者是恶性竞争等，从而引起当地执法部门的查扣和当地民众的抗议。

　　我们有过一个大致的统计，所有的领保案件(一年约三万起)中，大概有一半是由于中方人员的不当行为而引起的。如果我们能够减少自身的问题，至少会减少一半受伤害的几率。当然有些问题的产生也源于当地的土壤，譬如腐败问题在一些国家非常严重。有的是堵住正常的渠道，故意制造一个非法渠道，然后从中收钱。比如办签证或什么手续，正常的程序很简单，也不需要什么门槛，但办事员就是不给你办，最后逼着你花钱找他，他再给你办，最后引起矛盾摩擦。“灰色清关”也是这样，虽然有当地有关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方面也存在偷税漏税，最后引起了对方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地大规模查抄。最严重的时候影响了两国关系。再比如在西非一些国家，我们的商户经营方式存在多种问题，把当地的商业和制造业冲击得非常严重，引起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应，甚至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上街抗议，跟我们中方企业和人员形成比较尖锐的对立。

　　二是我们的企业的人员违反当地的习俗或者进行违法活动，引起当地人的强烈反感。比如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我们的一些人员从事有伤风化的活动。最近一个从海湾国家回来的同事跟我讲，当地几起绑架案件都是绑架的我们从事这些活动的人员。再如我们的外派人员在东欧某地召妓，经媒体渲染影响了我企业和人员的声誉。又如我们的人员在非洲等地购买严禁的象牙制品被捕，经当地媒体曝光后，引起当地人的不满，发生了一些冲突。还有我一些企业将国内的一些不良做法带到国外，遇到麻烦的时候，只走上层路线，“塞钱”办事，引发恶性循环，也引起当地民众反感。

　　三是劳务纠纷。我企业招募国内大量劳务人员出境，因各种原因(招工宣传不实、工资不透明、美元贬值、中介费用过高等)导致劳务纠纷越来越多，引发我外派劳工群体性怠工、罢工、游行、与所在国军警对峙、在政府部门前示威，甚至冲闯和非法占据我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这严重损害了我国家、企业和公民形象，对他们在当地的长期发展很不利。

　　四是有的企业没有妥善把握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可相互转化的关系，不尊重当地雇员权益和风俗习惯，不顾及当地利益集团感受，不回馈社会。比如在南亚的一些绑架案中就是这样。当地部族长老会是非常复杂的，每一个“山头”有一帮人，修条路要经过的“山头”都要打点到。说是有政治原因，实际上还是钱的因素在背后。在西非的一个中资企业，也是因为跟当地的社团关系没有搞好，被当地人投毒，造成一人死亡、30人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