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通知”要求，一群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医生，聚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一个小讲堂参加活动。
活动只有一个主题：伍连德。讲厅名叫“伍连德讲堂”，外面立着伍连德塑像。刚刚出版的“国内首本伍连德传记”《国士无双伍连德》就摆在一旁。台下的个别年轻医生在交头接耳。有人问身边的人，伍连德是谁？
毕竟，对这一代人来说，那段历史已经过去了很久：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虎视眈眈的列强，举步维艰的现代化进程，鼠疫灾难中堆积如山的尸骨……
一些曾经存在的历史该如何传递给后人？是飘散于民间仅限口耳相传，还是写入教科书，融进国家的正统记忆？
说到这里，礼露轻轻摇了摇头，声音因激动有些颤抖。最起码关于伍连德这个人，她认为，不该被历史遗忘。
伍连德是谁
2005年，已经退休的礼露应聘到一家杂志社工作。有一天，她随手翻看一本厚厚的《20世纪中国百年大事记》。书是香港版本，繁体字，看起来略显吃力。翻到一半，她的目光被定在一块名片大小的文字上。
两个字从密密麻麻的书页里径直跳入她的眼里：鼠疫。上下大略一扫，内容简单，说的是1910年，东北三省发生严重鼠疫，朝廷派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华侨医学家伍连德前往主持灭疫。
在东城区北新桥附近这座由工厂医务室改建的临时办公室里，伍连德这个名字第一次进入了礼露的生活。有着丰富华侨领域报道经验的礼露感到惊讶，1910年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的华人，在中国应该寥若晨星，而她对这个名字竟然一无所知。更令她惊讶的是，有关这场“严重鼠疫”，她更闻所未闻。
2003年“非典”爆发，礼露成为一名“非典”患者。最绝望的时候，一度她都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尽管最终顺利康复，然而有了这“九死一生”的经历，使她对各种疫情知识和史料倍加关注，她开始搜集一切与传染病有关的信息。在翻阅“传染病法”时，她注意到被确定为甲级的传染疾病只有两种：“鼠疫”和“霍乱”。于是，她又对“鼠疫”发生了兴趣，并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
接下来，同一本书上，礼露又两次发现了伍连德的名字。一次是在1917年，山西发生霍乱，伍连德前往治疫。因为当地“民智未开”受到敌视，他所乘坐的汽车被烧毁。另一次，记录了伍连德创立了全国第一个海关检疫所。
连续几次出现的这个陌生人，激起了礼露的好奇心。“这一定是个什么大人物”，她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惭愧”。当天晚上，礼露打开google，搜索起这个名字。结果出乎意料，关于伍连德的资料，少之又少。
几个晚上过去了，自称“历史知识有限，不喜欢历史”的礼露发现，自己逐渐迷上了这个几乎没人知道的历史人物。她经常在网上查找相关资料，不觉天亮。
令她费解的是，100年前这个“按理应该十分重要”的医学家，在信息爆炸的今天，竟像谜一样地消失了。
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了一篇《中国科学防疫第一人》的文章。这篇署名程光胜的文章，发表于2003年5月，正是“非典”疫情从隐蔽到公开的关键时刻。在这篇文章里，作为中国防疫制度奠基人的伍连德，面目变得清晰起来。
而在这篇文章作者、中国科学院教授程光胜的心里，伍连德的面目从模糊到逐渐清晰，也花了若干年。
1990年，中国微生物学会先后接到马来西亚热带病研究所和国际微生物学会的来信，查询学会创始人之一伍连德的资料。
作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秘书长的程光胜这才发现，对于这个学会创始人，他所能作出的回答竟然是“不知道”。
他心生惭愧，立马从相关资料中检索，结果发现，几乎任何资料中都检索不到伍连德。倒是有一位老先生些许还记着伍连德的一些事情，并看过伍所写的《鼠疫研究》。
然而，这本书当时根本无从找寻，它躺在程光胜所不知道的一个小小图书馆里，积满尘埃。一些破碎的片段散落在程光胜心里，乱成一团，无法连缀。
从此，程光胜开始注意搜集伍连德的资料。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几年。有一次，他无意中发现，民国时曾担任过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在一篇《书目》中，收录了伍连德写于1911年的《万国鼠疫大会始末》的文章标题。
为了寻找这篇文章，他甚至连旧书市场都去过，但仍一无所获。直到1997年，一位老朋友听他说起此事，提醒他去找陈垣的儿子去试一试。
这一试，让这本尘封已久的《万国鼠疫大会始末》小册子，重见天日。这次由中国政府承担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至此才变得清晰起来。在这次会议上，刚刚扑灭了东北鼠疫的伍连德，风头一时无二，被推选为主席。而他控制疫情的方式，被各国广泛总结和传播。
此后，程光胜退休，闲暇时间，仍然断续收集着有关伍连德的资料。2003年，“非典”爆发时，已经66岁的程光胜，第一个想起了这位中国防疫医学史上的奠基人，以及他采取的现代治疫措施。
这时候，关于如何抗击非典，人们心里仍没有定数。程光胜找到《中国教育报》的编辑，开口介绍伍连德，没说几句，对方打断他：别说了，写一篇。
完整系统地介绍伍连德的文章《中国科学防疫第一人》，很快得以刊发。
“那个时候说伍连德，不正好暗合了当时的形势吗？”说到这里，老人狡黠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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