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力生，1994年获德国Wūrzburg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言语听觉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中华耳科学杂志》副主编。
“医院里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我不经意的开场白让余力生来了兴致。
他开始滔滔不绝：“在国外，病人看病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在欧洲，80%的病人都是预约看病，只有20%的病人是临时看病。而在国内情况则相反，大部分门诊病人都没有预约，这样会使病人等待的时间明显延长，也容易产生纠纷。”
“要改变这种现状很难！”余力生摆了摆手。“这和我国的人口基数、现行体制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的谈话在余力生狭小的办公室进行。占空间最大的是医疗器材和办公电脑，出乎意料的简洁。窗户紧闭，不开空调，“我已经习惯这样的温度。”
这就是余力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是北京大学医学部众多附属及教学医院耳鼻咽喉专业唯一的博士生导师。《中华耳科学杂志》副主编、《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临床耳鼻咽喉科杂志》等众多专业杂志中最年轻的编委。2002年他完成了中国大陆首例双侧人工耳蜗植入。
读书是一种历练
余力生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里面放满了他的专业书和研究资料。
1994年余力生从德国Wūrzburg大学学成归国。他带回了2立方米的行李，里面全是医学专业资料和笔记。
“那时候我没有钱买原版书，唯一的办法就是花钱去复印。在国外，原版的专业书是非常贵的。”说罢，他像献宝一样拿出一本全英文的专业书给我翻看。
现在的他当然不会像学生时代那么囊中羞涩。
“我每次出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买原版专业书。”
1999年圣诞节，重回德国进修的余力生得到了一份很特殊的礼物。他的德国导师送了他一个大箱子，而箱子里面全都是当时世界上耳鼻喉科学科领域内最权威、最领先的专业书籍。“里面的书最便宜的都要100美元，最贵的能达到1000美元。而那是整整一箱书！”余力生到现在说起来还是感慨不已。“当时我最感动的，还是导师对我的关心。”
习惯是一种责任
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晚上10点睡觉；不喝酒；不玩手上运动；至少抽出半天时间阅读专业文献。余力生的生活很有规律。
“我必须让自己在工作时间保持最佳精神状态，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任何失误。”
年轻时候的余力生是个典型的玩家，多才多艺。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什么都会玩，而且玩得都不错”。下棋、踢球、打桥牌、唱歌样样不差。在德国留学时他玩得最多的就是桥牌，甚至还赢过当时德国国家队的牌手。
而现在，余力生很少出去活动，除了工作，就是休息。休息的目的则是为了更好的工作。为了保护手指，余力生连喜欢的保龄球运动都放弃了。“这是作为一个医生的职业操守。我要给病人做好手术，就得保护好自己的手指。没有人逼我，但是我必须给自己压力。”说到这，余力生顿时变得严肃起来。“我身上担着很大的责任，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
当然，余力生的习惯也会被打破，他曾经连续工作48个小时，没有休息一分钟。
出国是一种手段
“出国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确切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余力生颇有感慨。“出国之后，我的第一感觉是震撼，国内外的技术差距太大了。”
到德国一个月，余力生就通过了德语语言考试，并且在半年内就申请到了奖学金。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他却做到了。至今他还记得申请奖学金时基金会负责人说的那些话：“我们不是慈善机构，经济困难不意味着你就能得到奖学金。我们做的是长远的投资，我们选择的优秀人才今后要能为社会和德中交流做贡献的。”
现在余力生开的是德国车，用的医疗设备大部分都产自德国，也一直与德国医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选择培养我是正确的。”余力生的情绪有点激动。“当时很多留学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赚钱，而我的目标是把先进技术学到手。我把德国的先进技术带回了中国，让这些技术发挥了最大效用。这对双方都有好处，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
踏实是一种态度
“国家其实很需要人才，特别是实用型和技术型人才。”
余力生很简单地将美国和德国做了一个对比。美国重视基础医学的研究，而德国则更加偏向临床医学研究。“许多人都跑到美国学医，到了美国一般只能到实验室工作，回国后却不一定能发挥所长。因为国内的医院在基础研究上无法提供大量先进的设备，在国内更需要的是有实战经验的，能上手术台的临床医学人才。”余力生说。
“是否能成为人才，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度。”1999年下半年，余力生去德国进修。半年时间，他整整瘦了8公斤。余力生在手术台上提出的两个学术问题，他的导师回答不了。而他的导师是世界上著名的耳科学家。这两个问题充分说明了余力生的学术水平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不要一味地去羡慕那些成功人士，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余力生说。
用余力生的一句话做结尾：积累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他的积累过程，一直没有停止。(厉晓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