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读鲁迅时就知道，当年，21岁的鲁迅拿着“南洋奖学金”来到东京。先进宏文学院学习日语、补习中学课程，之后跑到遥远的仙台去学医，而仙台的岁月大抵是阴郁不快的缘故吧，只读了一年半，便于1906年春毅然退学，回到东京，接着归省故乡绍兴，与朱安女士完婚，又带着弟弟周作人返回东京，过起早已神往的自由文艺人的生活，一直到1909年夏天回国为止。关于这三年零四个月的生活，鲁迅本人只留下一点点零散的文字，倒是乃弟周作人在其随笔中，绰有风致地叙说描述他和鲁迅的东京岁月，给今人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记录。其中有关旧书店的记述给我的印象最深。鲁迅说他在宏文学院读书时，上课之余逛旧书店是一大乐趣。他还风趣地描写过旧书店的样子，说老板坐在高高的椅子上，象猫一样瞪着炯炯有神的眼睛，监视着埋头于书中的年轻的学生们。周作人也写到，他和鲁迅常常在日本桥、神田和本乡一带，从白天到晚上，跻身于旧书店、杂志店和露天旧书摊中，乐而忘疲。字里行间透露着带有浪漫色彩的怀恋。　

　　的确，近代以来，作为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的一种现象，日本的旧书业相当发达。据统计，鲁迅留学日本的明治末期，东京神田一带的旧书店就达二百多家，足称繁盛。因为博士论文属于研究日本近代文化文学以及日中近代文化关系的范畴，不免常常涉足旧书店，还专门去考察过日本近代旧书店的历史状况。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查到明治40(1907)年由著名的博文馆出版的杂志《中学世界》的特辑《学府之东京》，内容是向来东京求学的青年人介绍东京的学校教育、风俗文化及日常生活等等。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里边居然有《支那留学生杂观》这么一项，其中恰巧还介绍了鲁迅学习过的宏文学院，曰“嘉纳治五郎经营宏文学院，专门从事留学生教育，”留学生有“一千三百人之多”。另外，《神田的旧书店》一文，详细描述了旧书店的景象：家家旧书店里，都是成群的学生，学生们往往是夜里十点过后，才来到旧书店，不慌不忙地一看就看到深夜。此外，文中还有叙述露天书摊的场面。这些资料性的记述，与鲁迅兄弟的回忆两相映照，盎然成趣。　

　　不过，现代的日本的旧书店虽然不似往昔那样如火如荼，对读书人来说，也依然是一个极好的去处。我读博士时，大学对面恰好有一家小小的旧书店，叫“三和古书屋”。它是那种最典型的、真正面向爱书、读书的人的旧书店。它坐落在马路旁边，窄小的门脸，房子本身古旧不堪，看上去至少有五六十年了。拉开小门、临街的半面是书店，里面呢，就是主人的住处兼旧书库。因为房子小，书架都是从地面一直到天花板，书架和书架之间只有则着身子才能通过。主人是个矮矮的老头，蛮喜欢讲话，但绝不让人生厌。跟鲁迅笔下的坐得高高的、瞪着眼象猫盯老鼠似的老板不同，这儿的主人多半是静静地坐在里面的“塌塌米”上，守着小桌，眯着眼打盹儿。客人进来了，他依旧动也不动，任凭你随意翻看。主人是这样，客人也就心安理得、从容不迫，不必担心主人的白眼和逐客令。要是你向他打招呼，或是问点儿什么，他立刻就会做出反应，明白无误地回答你，让你怀疑他刚才究竟是在打盹儿还是醒着。不过，来的次数多了，又知道我是对面大学的留学生，就自然成了熟人。他会主动拿出新近增添的书，供我挑选；看得时间常了，他还给你倒上杯咖啡；价钱上也可以商量，买得多了，他会开车给你送到家。因着这些，我每次跨进这里，都有一种踏实愉快的感觉？　

　　我在这里买到过不少满意的书。做博士论文时需要的夏目漱石的全集，已成为绝对工具书的日本百科全书等大部头都来自这儿。当然，我也买过有价值的、真正的旧书。有一次，碰上了一套名叫《新东亚》的杂志，出版于30年代末期，差不多有20册，翻开一看，里面有许多关于“满洲国”的报导和照片，诸如枪杀“反日土匪”，处决“政治犯”等等，很有史料价值。可惜当时囊中羞涩，未下决心买下。一个星期以后再去，已被人买走。为此，直到现在我还后悔不已。　

　　最近购得的书中，有两种颇有意思。一是日本战败后的第二年，一位叫琼斯＊萨达的美国记者写的《我看日本》(镰仓书房，1946年10月)。书中，记述了日本战败之后的社会状况，阐述了一个美国人对日本未来的看法，对照日本战后50多年的道路，意味深长。另一种，是一个40年代在中国从事情报活动的特务写的随笔集，书名为《狱中狱外》(亚洲青年社，1943年1月)。对这类书，我向来是抱着冷静分析的态度来读的。其中《会见汪精卫主席》一篇，记录了两人——即所谓的汪主席与这个日本小特务——的对话。对话中，汪精卫的奴颜卑膝，日本特务的主子训斥奴才的狂妄一览无余，令人感慨万千？　

　　这间小小的旧书店至今还在给我许多回忆的材料，我喜欢它的有些旧书霉味儿的空气。(撰文/潘世圣 留学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