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40年前的往事了。纯属偶然，一天我在住家弄堂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本印刷并不精美的小册子，怀着好奇心，我将它带回家，偷偷地打开了。原来这是一本介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著作，里面花了大量的篇幅谈到了性，按照弗洛伊德理论，人的一切潜意识都是建立在性的基础上。书中列举了许多有趣而又令人浮想联翩的事实，让我迫不及待地要读下去。而且还在我的几位最要好的同学中间传阅。当时，我们正值青春期的年龄，而且又处在一个性封闭的年代。在没有什麽书可读的文化大革命日子里，这本书竟然成了我们的性启蒙教材。当然在同时，我也记住了这样一个名字 – 弗洛伊德。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随着我对世界的了解，我对弗洛伊德的态度早已经从好奇进入了尊敬。作为对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1856年出生在现今捷克南部的一个犹太家庭，因为当时该地区还处在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弗洛伊德是不折不扣的奥地利犹太人。弗洛伊德出生不久就随父母移居维也纳，并在那里度过了几乎一生的光阴。假如没有纳粹迫害的话，弗洛伊德也许会在那里长眠。

　　不久之前，我在撰写《蓝牌之旅 – 寻觅名人的脚印》的文章时从英国遗产委员会的网站中发现原来弗洛伊德的最后栖息地竟是伦敦，一种想进一步了解这位伟人的冲动让我走进了梅尔斯菲尔德花园路20号(20 Maresfield Gardens NW3 5SX)。

　　弗洛伊德故居是一幢红砖砌成的独立式的花园楼，楼前的篱笆是由修剪整齐的绿叶植物所组成，足有一人高，在绿叶的背后，几枝红色的蔷薇冒出头来，在雨后阳光的照射下，更加显得娇艳欲滴。楼房沿街的墙上挂着两块蓝色的圆牌，从上面的文字里得知弗洛伊德和他的女儿安娜(儿童心理学家)就是在这幢楼房里度过了他们最后的时光。其中的一块篮牌上是这样写的："西格蒙.弗洛伊德(1856-1939)，精神分析学的奠基人，1938-1939年曾经住在这儿"。与其他篮牌不同的是，这幢建筑并没有移作他用，而是像英国大文豪狄更斯故居一样被保存了下来，供人瞻仰。

　　推开白色的木门，一种敬畏和神秘感油然而生。在底层的客厅里，书橱上，餐桌上是各式各样的小摆设，每一个小摆设的旁边都竖着一张硬卡片，上面是一段短短的评语，一看就知道是一种心理分析。在一台只有半截蜡烛的银烛架旁边的卡片上是这样写的：“小女孩正在将蜡烛放在烛台上，可是蜡烛断了，所以无法放稳。她的女同学骂她怎么这样笨手笨脚。但是女老师却说，不，这不是她的错”。“一些清晰的象征在这个梦里被采用。但是一个与外界的丑陋事物相隔绝，而被小心翼翼带大的女孩，怎麽可能知道蜡烛是这样使用的呢？”。其实我并不十分明白这些话的真正含义，但是我知道，弗洛伊德肯定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弗洛伊德故居里只有一楼和二楼对外开放，在二楼，除了她的女儿安娜的房间以外，还有一间录像室和生平陈列室。录像记录了弗洛伊德一家在维也纳的部分生活实景，那时还没有摄像机，这些图像资料是他的朋友用电影胶片记录下来的。当时他已经忍受了多年的上腭癌的折磨。但是在镜头里，我们看到的是弗洛伊德一家三代人其乐融融的生活图景。还有一段录像是英国BBC制作的，录像里，由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亲自口述，揭示了弗洛伊德一家离开维也纳，逃往伦敦的背后故事。

　　让我惊讶的是，底层弗洛伊德的书房兼诊疗室就像一个小型的博物馆，这里陈列了弗洛伊德生前保留下来的书籍，在这些书籍中，他最钟爱的不是专业书，而是《歌德全集》。

　　无处不在的个人肖像照和肖像画，也是房间的一大特色。这些照片和画像都是他的朋友送给他的礼物，其中有一张漫画，是他的朋友同他聊天的时候，不经心地涂抹出来的，只见小小的金丝边眼镜后面透露出一双睿智的双眼，满嘴的腮络胡子，头上几根稀疏的发丝则梳得又光、又亮、又整齐。

　　眼前，凡是可触摸之处均摆放着他所收集的古董，东西方的都有。在他的藏品中，最多的就数埃及的出土文物了，弗洛伊德一生从来没有去过埃及，但是他对埃及的文化却情有独钟。

　　在书房兼诊疗室的角落里还放着一张沙发床，那是弗洛伊德用来诊治病人的。我仿佛看到了病人正舒服地躺在上面，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安静地接受弗洛伊德的心理暗示和治疗。沙发床一头高高的靠壁将坐在矮椅子上的弗洛伊德阻挡在病人的视线之外。据介绍弗洛伊德和病人的这种对话方式可以持续10个小时。

　　弗洛伊德以自己独特的精神分析法动摇了传统心理学的基础，并且赢得了名望和世人的尊重。可是这一切并不能让他可以逃避法西斯主义对他的迫害，原因就是他只是一位犹太人。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当德国法西斯入侵奥地利时，弗洛伊德知道他如果不尽快离开，就会遭到像其他犹太人一样的命运。他和家人在朋友的帮助下经法国来到了伦敦。对他而言，伦敦就是一个自由的天堂(Heaven of Freedom)。

　　由于思念故乡，加上多年来无时不刻不在折磨他的上腭癌。他已经没有勇气再活下去。因此 弗洛伊德在伦敦只生活了一年，在他孜孜不倦地央求下，他的医生好友不愿意再看他痛苦不堪，终于同意为弗洛伊德实行安乐死。1939年9月23日午夜，他的生命在安详中得到了永恒。那一年他享年83岁。

　　从弗洛伊德故居出来，正逢附近的一所女子学校放学，校门口充满了叽叽喳喳的嬉笑声。一座黑色的人像躲藏在街角的浓荫里，这是一位睿智的老人，他的脸上正露着淡淡的微笑悄悄地端详着这一切。那就是弗洛伊德。(摘自英国《英中时报》；文/庐山紫竹)